在胜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毛病主要是出在急于求成、不顾客观可能而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上面。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急切希望国家早日强大起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应当说这个愿望是良好的，目标也是鼓舞人心的。但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带着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忽视客观实际可能，急于求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带着一种狂热劲仓促上阵的。那时候，全民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到1958年12月1日止，全市共建成大、小炼铁炉2l5个，焖铁炉270个，抽调445名干部、13400名劳动力上阵。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陶瓷工业遇到了新问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瓷业要大跃进，而瓷业在当时几乎全部靠松柴烧瓷；另一方面要扶“钢铁元帅升帐”，砍运窑柴的人都烧木炭炼钢铁去了，而且森林资源又有限。轻工业部提出“以瓷代钢”，应该说用意是良好的，因为以陶瓷代替了钢铁，也就等于增加了钢铁；当时试制小造纸厂用的瓷质烘缸，试了几个月也未成功。那时，在高指标的压力下，人们片面追求产值，大搞工业用瓷，如耐酸砖、填充圈、燃烧舟、热风管等，造成大量积压，报废的也不在少数。
    在那无大不成话的年代，什么都大办、大搞，职工人数也盲目增加，本省和外省农村来的人只要身体好都收，结果瓷业工人由1957年的28849人，增加到1960年的39599人，增加了l万多人。本来就因缺窑柴而使工厂陷于困境，许多烟囱不冒烟，一下子增加那么多的人，使陶瓷企业更加困难。
    1959年8月20日，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开发山区，建设山区，自力更生，建立工业原料供应和副食品基地”。到1960年8月28日止，陶瓷系统16个单位共抽调5000余人，其中3000余人到鹅湖公社办农场，近2000人组成社会主义建设团到农村修筑公路、砍运窑柴。
    l959年10月27日，市委提出大战11月，提前跨进1960年。要求提前1个月完成当年1．2亿元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当年产瓷80万担(即2．4亿件)的计划以及完成当年产煤l0万吨的计划(实际上只完成l。08亿件瓷器产量)。当年陶瓷行业面临的困难甚多，各瓷厂8月份抽调5000多名工人上山下乡搞原燃料生产，3个月期限到了，这些人回来，原燃料生产和运输怎么办。于是市委决定成立原燃料2局，组织力量，抓原燃料的生产和供应。虽然有了专门机构抓，可是原燃料还是供应不上，被动局面没有多大的好转。
    为了更好地体现各瓷厂的产品特色和提高瓷器质量，1959年12月17日，市委研究了各大、中型瓷厂的产品分工问题，决定：东风瓷厂以生产茶具、碗类为主；红星瓷厂以生产盘类和玲就器为主；建国瓷厂以生产茶具、碗类为主；新平瓷厂以生产中西餐具为主；宇宙瓷厂以生产盘类为主；华电瓷厂以生产高、低压电瓷为主，并生产部分工业用瓷；建筑瓷厂以生产建筑瓷、卫生瓷为主，并生产部分其它工业用瓷；艺术瓷厂以彩绘瓷器为主；雕塑瓷厂以生产各种雕塑瓷为主；高级美术瓷厂以生产高级美术、陈设瓷为主；高电瓷厂以生产高压电瓷为主；景德镇瓷厂以生产西餐具、咖啡具为主。
    1960年8月，省委、省政府要求景市再增加250万美元的出口瓷生产任务，并要求在10月份完成占年交货计划70％的对苏联出口瓷任务。而当时的主要困难是燃料供不上，7月份的烧窑次数比6月份已减少30％。 8月份的问题更严重，全市5l座柴窑，每天需烧12000担窑柴，实际每日只能供应6000担左右；煤窑每日需烧煤1000吨，实际只能供应600吨左右。其时山—上锯好待运的窑柴有40万担，但需要大量人力和汽车去搬运。为解决烧瓷燃料供应不上的困难，决定从全市各有关单位抽调l万人上山搬运窑柴，并责成煤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产量。同时决定从机关抽调50％的干部下基层，抓政治思想工作，抓产品质量，参加生产劳动。汽车运力不足，则请省里给予支持。虽然全市上下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燃料供不上，结果计划还是未完成。到1961年2月，库存的窑柴只能烧3—4天，年前被派上山砍运窑柴的人员，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都按要求如数如期到达了指定地点，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工作都是努力的。在砍运窑柴的过程中，有的单位由于管理得不好，工效不高，以致一担窑柴成本高达32元。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高指标势头仍丝毫未减。市委确定当年瓷器产量仍要达到l00万担(即30000万件)，产值仍要达到1．8亿元。同时，要求各厂精减人员，并规定今后只许减人，不许增人，实际上，这一年只完成日用瓷6304万件，是1950年以来最低的一年，产值也只完成8135万元。
    那时，搞高指标、高速度，一味追求产值，而把质量观念置于脑后。将产品质量标准由3等9级改成了正、付、次3个等级。等级档次放宽后，客观上助长了粗制滥造。当时还大量生产了紫金釉(即经过选洗的黄土，配上适量釉灰配制而成的一种釉)碗和可分别蒸三、四、五两米饭的紫金釉钵，产品又粗又厚，适合城乡大食堂的需要，这种产品就无等级可言了。为利用仅有的燃料，还生产了大批的砂圈碗(重叠装烧的)，这样一搞，使景德镇精工细作的传统技艺一度被荒废了。
    那时候尽管很困难，企业吃不饱，人也吃不饱，但工人、干部的热情却极高，可以说指哪打哪，都有一个信念，即为了早日迈进共产主义。病了一般都不下火线，不少干部得了浮肿病也不搞特殊，照样同工人摸爬滚打。其时苏联一再逼债，这更激发了干部、职工团结奋进。但由于领导上的瞎指挥，虽然干部、群众吃了大苦，流了大汗，可是收效甚微，使人们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
    大跃进年代，大搞群众运动曾风行一时，记得当年本人也曾在《景德镇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大搞群众运动万岁1  》的文章。应当说，人民群众的智慧和首创精神理应受到尊重，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什么事也办不成。然而这种积极性不能满足于轰轰烈烈、形式主义的热闹，只有同科学管理相结合，才能发挥巨大作用。但在当时不少人缺乏科学态度，有忽视管理的倾向，甚至错误地认为规章制度会束缚群众的积极性。我当时在思想上、工作上也忽视管理。记得当年在市委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发展瓷器出口问题时，起草人提出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我却说只能提学先进技术，不能提学管理。我当时认为管理有阶级性，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会引来资产阶级思想。由于轻视管理的作用，因而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如“一脚压一脚，毛病不过脚”、“包坯下匣、包瓷入库”等)都无形中废弃了。
    本来就已经够“左”的了，可在1959年又来了个反右倾。当年红旗瓷厂厂长冯期珍、副厂长陈焕新、工会主席余元柏在开玩笑中拿着丰产牌香烟说丰产不丰收，同时把质量不好的牙膏说成是“跃进牌”的，为这，他们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了批判，说他们污蔑大跃进。宇宙瓷厂其时规定窑青若超过的％，即免费让烧窑工人吃一顿“荣誉肉”，这种做法在反右倾斗争中也受到了批判，说是“肉刺激”，同“政治挂帅”唱反调。
    应该说，大跃进的浪潮，也为瓷业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和推动作用。一是加速了“以煤代柴”的进程。那几年全市建成了简易和正规倒焰煤窑l33座，烧煤技术也过了关。二是为适应煤窑的烧成，超出了新的釉料配方，使釉的白度提高了。三是技术改造和“双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时市委书记赵渊亲自坐阵红星瓷厂，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抓技术改造,使红星瓷厂的技改和“双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全市各瓷厂树立了榜样。四是建成了耐火材料厂。大跃进以前景德镇不能生产耐火砖，砌柴窑的砖是用黄泥做成的，当地称为“响砖”，耐温度不高。耐火材料厂建成后，1958年就生产出耐火砖18913吨，这对当时处于大规模窑炉改造的景德镇来说至关重要，为煤窑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五是建成了陶瓷机械厂，为实现瓷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六是扩充了瓷用化工厂，为发展陶瓷装饰开辟了新的途径。
    那时，国家对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尚未作出统一规定。但鉴于景德镇市陶瓷美术界创作水平较高，为进一步调动陶瓷美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于1959年决定将“家”、“师”、“员”戳号分朋予一些水平较高的陶瓷美术工作者。根据各单位的评选和陶瓷技艺评选小组的审议，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授予33人为陶瓷美术家，55人为陶瓷美术师，105人为陶瓷美术设计员。1961年又授予了一批。1960年，省人民委员会又批准景市17人为工程师，其中热工工程师7人，机械工程师1人，土木建筑工程师1人。到1964年全市共有陶瓷美术家36人，工程师、设计师、设计员、技术员230人。
    “大跃进”时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生机勃勃，搞出了许多花钱不多、实用价值很大的机具，既解决了生产之所,又锻炼了人。当时制造成形机具，按照能洋则洋，不能洋则土，先土后洋，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缺乏钢材就采取“以木代钢”。景德镇是个山区，用木材很方便。尽管木质机具既不精密，也不坚固，可它为瓷业渡过暂时困难还是作过贡献的。
    发动“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建设步伐。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结果是事与愿违。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困难，苏联逼债更是雪上加霜；第二是“以煤代柴”处于过渡时期，技术上和设备上都存在许多问题；第三是指导思想上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作风上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由于上述原因，致使1960年景市瓷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很不好。日用瓷产量1960年仅完成9460万件，比1957年下降66％；劳动生产率1960年仅完成1835元，比1957年下降21％；1960年仅盈利36万元，比1957年下降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