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瓷生产和流通面临困难局面
    景德镇陶瓷业是我国古代经济中的一朵奇葩。进入近代，由于外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的束缚与摧残，它的命运和近代中国其他行业的命运 一样，日见衰落，一蹶不振，特别是抗战以来，几经战争创伤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到解放前夕，整个瓷业生产已奄奄一息，处于崩溃的边缘。对此，当时景德镇“瓷业同业公会”的调查报告指出：“解放前夕，由于通货膨胀，金元券贬值，瓷业生产的亏损和厂子的倒闭程度，为数十年来所未有过。”1947年2月，上海《申报》也曾报道：“赣省特产之一的景德镇瓷器，目前已陷入不景气状态中，抗战前瓷窑达150余座，目前仅剩76座，抗战前产瓷达19954万件，战时为3000多万件，目前每年不到1亿件，比战前约减少一半多。”
    因此，刚解放时，陶瓷生产与流通，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主要表现如下：
    1．窑坯厂停业，工人流散
    抗战以来，景德镇瓷业生产屡遭厄运。抗战期间，日寇飞机多次对景德镇狂轰滥炸，致使300多家窑厂、坯厂被焚毁，其中窑厂近40座，约占原有数的三分之一，3万多工人失业，流落他乡，瓷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生产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反革命内战政策，加紧搜刮掠夺，滥发纸币，横征苛捐杂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严重影响了瓷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瓷业生产力进一步遭受打击，窑坯厂主无力开工，整个景德镇陶瓷工业呈现一片萧条冷落的景象。据载，“1948年长江被封锁时，偌大的景德镇只有8家窑厂开工”(1)。仅占当时窑厂的十五分之一。广大瓷业工人，因窑坯厂主停工而失去生计，或因躲避国民党抓兵而纷纷离镇返乡。这样，到1949年解放前夕，景德镇“只有100来家未开工的瓷厂和千把个实际处于失业的工人“（2)。解放初期的景德镇,这种萧条现象依然存在。由于过去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多数窑坯厂主对共产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心怀疑虑，经营消极，一些窑坯厂主关闭工厂，外出躲避，一些资本家则惶恐不安，无心开业，还有的资本家甚至“把料板当柴烧，将坯厂改住宅，洗手不干了”，再加上当时瓷器销路不畅，米价上涨，瓷价下跌，经营瓷业亏本，所以窑坯厂主都视开工为畏途。如何动员窑坯厂主开工，组织工人就业，成为当时恢复瓷业生产面临的第一个困难。
    2．资金、原燃材料短缺首先资金缺乏。
    景德镇陶瓷业直到解放时，仍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规模小，资金少。虽有少数上百人的较大瓷厂，但绝大部分都是小瓷厂或小作坊，本小利微。据解放初统计，最大的资本家，其资金总额也只有几万元③，而最小的个体生产户，“仅有一瓶颜料，几支画笔，几元本钱，生产靠借款”④。其资本弱小情形可从表一、表二窥视一斑。
     表一    1950年瓷业各行业资本、平均雇佣工人统计表 

行业名称	脱  胎	二白釉	灰可器	粉  定	大  件	雕  塑	针  匙
家  数  (个 )	112	87	96	105	35	79	176
最高资本  (元 )	22500	2200	3002	200	105	90	300

续表

    对于小瓷厂小作坊来说，任何微小的风浪都可能使之停业或破产，更何况解放前频繁的折腾，特别是解放前 夕陶瓷销路不畅，产品积压，窑坯厂普遍资金不足。在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下不得不停业，或倒闭。因此，资金缺乏就成为当时窑厂坯厂停业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解决这一问题则成为解放初期恢复瓷业生产和流通的必要条件。
    陶瓷生产的主要原料是瓷土。它的匮乏，是构成当时恢复瓷业生产的又一障碍。景德镇制瓷所需瓷土，来源于周围各县，如祁门、浮梁、星子、余干、乐平等，它们距离景德镇远者240华里，近者仅3至4华里。瓷土行业生产主要由当地农村地主兼营。受瓷业生产的影响，到解放时，所有的原料产地全部停工。解放后，又因农村开展“土改反霸”运动，地主被斗倒，瓷土无人经营，故一直无法正常供应景德镇生产所需原料。陶瓷生产的其它原料也同样十分短缺，如颜料、瓷用金水；过去一向由外国进口，后因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供应非常困难。
    不仅如此，瓷业生产所必需的燃料一一窑柴，也同样紧张。和瓷土一样，景德镇所需窑柴，也出自于周围各县，如鄱阳、浮梁、祁门、星子、贵溪和余干等地，柴行组织农民砍伐，进行垄断性经营。受瓷业生产不景气影响，到解放时，各地窑柴供应也全部断绝。解放后，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尽管作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窑柴短缺的困难，仍一直困扰着景德镇瓷业生产。如1951年3月，据调查，“景德镇窑柴(即松柴)甚缺，现仅有窑柴七八万担”。这一存货数字，若以每天开烧55座窑计算，只能维持“七八天左右”，这一问题不加以解决，“将影响瓷业生产“（5）。当时，如果以每月需窑柴22万担计算，每月则缺14万担，是所需担数的一半多。
    3．交通闭塞，运输困难
    景德镇位于江西东北部，东接婺源，西连鄱阳，南邻乐平，北界安徽省祁门、至德，三面环山，一面傍水，交通十分闭塞。当时瓷器外销主要是通过陆路和水路进行汽车和人力运输，火车因抗战时宁(南京)赣铁路遭到彻底毁坏而未能营运。当时最主要的输出方式是水运，其运输量占瓷器外运量的80％以上。水路运输主要是出昌江，经鄱阳湖入长江转运各地。但昌江航道多年失修，且沿途多滩多礁，其中尤以龙口、黄港烂泥滩、马家箭和鹅湖滩最为险要。这些地段虽能勉强行船，但春夏易触礁，秋冬易搁滩，事故屡屡发生，行驶很不安全。加上昌江水浅，只能用小船运输，每次运量有限。而且当时鄱阳湖很不平静，常有土匪出没，进行武装抢劫，给往来船只造成威胁，使水上交通陷于停顿，如1949年，据《景德镇市区接管工作总结纲要》记载，“因鄱阳湖土匪截路，使商人不敢通行，第一批走的30余只船停于鄱阳，第二批20只船不敢起身，自上海各地所来的购瓷商船，停于湖口，不敢前来，使窑户悲观，已有停工者”(6)。土匪的骚扰严重影响了景瓷的外运，使这条本已十分艰难的外运通道更加险恶。虽然后来采用派武装护送的方式向外地运销瓷器，但“所起效用很小”。外运受阻，限制了景瓷的输出，增加了销售风险，直接动摇了窑坯厂主开工的信心。
    4．销路不畅，出口受阻
    销路不畅，市场缩小，是解放初期景瓷生产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因为市场的扩展与缩小直接影响到陶瓷生产的盛衰。就国内市场来说，在全国众多的陶瓷生产区中，尽管景德镇的陶瓷质量最佳，但由于制瓷技术保守，运输费用高昂，故其成本和价格都比其它地区高—，这样就难以与各地新瓷区抗衡。如在上海市场上，蓝边三大碗，景德镇生产的每仝卖1元，还要亏本，而湖南澧陵生产的每仝卖0．66元，还有盈余（7）。在激烈的竞争中，景瓷市场受到严重的威胁，到解放初，华南市场多为湖南 醴陵瓷所占据，东北、华北地区市场多为唐山或博山瓷所占据，华东地区市场虽已有一定势力，但销量也明显下降。如在上海，景瓷市场占有率由过去80％下降至60％，另外40％的市场为醴陵瓷夺去。至于昔日销区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市场丧失殆尽，景瓷在这些地区几乎绝迹。这样，景瓷的主要市场被压缩到江浙地区，而这一地区的销量也远不如往昔（8）。解放初，这唯一的销售市场也极不安定，因为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前来骚扰破坏（9）。
    景德镇陶瓷销售市场萎缩，还可以从解放前夕各地来镇采购陶瓷的瓷商变化看出。抗战前，景瓷畅销全国，故有广东、天津、上海、宁波、绍兴、杭州、芜湖、苏州、桐城、汉口、九江、山东、烟台、河南、山西、西安和四川等帮口瓷商赴镇采办，但自抗战以来，由于景瓷价格较高，瓷商无利可图，便相率转向 醴陵采购，而景瓷仅剩下南京、上海等少数瓷商前来采购（10）。
    国内市场缩小，另一个原因是广东等地还未解放，那里的商人不能来镇购瓷，国内市场被分割。
    在国内市场萎缩的同时，景瓷在国外市场也遇到新的情况，大部分市场为日本等新兴产瓷国家所占据。解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景瓷出口变得更为艰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49年实际出口金额为20万美元，1950年为3万美元，1951年为14万美元，1952年为3万美元（11）。这种状况与景德镇历史上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如1936年出口瓷收银元突破4000万大关。外销受阻，对恢复景瓷生产威胁很大。
    5．反动势力干扰破坏，社会不安
     解放初期，景德镇地方反动势力还很大，活动猖撅。这些反动势力既有封建的会道门组织，诸如青帮、红帮、一贯道、同善社等，又有残存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潜伏的特务，他们有的公开组织反动武装，攻打市属区政府，进行反革命暴乱，有的故意从中破坏陶瓷工人团结，挑动工人打架斗殴，还有的进行造谣中伤，从事破坏活动，严重干扰了景德镇瓷业生产恢复工作的进行。如1949年10月，当时瓷器生产存在困难，销路不好，政府为工人长远利益打算，通过劳资协商，将过去三块两块“冬贴”的陋习取消了。对此，大部分灰可器工人没有什么意见，但反革命分子则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帮派势力，鼓动工人起来罢工。胡说：“共产党来了，不但不照顾我们工人的福利，反而把我们正当的福利给搞掉了。”在其蛊惑下，少数工人举行罢工，既影响了瓷业生产，又破坏了工人的团结(12)。又如建国瓷业公司一个反动分子，解放前历任旧职，解放后不思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到处散布“国民党打过了鸭绿江”等谣言(13)。并参加反动的“反共救国团”，任副团长，抢夺工人纠察队员的枪支；阴谋组织叛乱。由于解放大陆的战斗还在进行，一小撮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造成人心浮动。所有这些，都给景德镇陶瓷业的恢复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
二、迅速恢复陶瓷生产和流通的意义   
    尽管困难重重，但恢复工作刻不容缓。因为，恢复景德镇陶瓷生产和流通，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景德镇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全镇人民生活的安定，而且事关全局，关系到新中国的声誉。
    首先，迅速恢复陶瓷生产和流通，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有稳定经济的政权，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权。一个新政权建立后，必须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使新政权迅速巩固起来。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曾有精辟的论述：“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又说，如果“不能使工人生活有所提高，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14)。景德镇是一个以陶瓷生产为主的城市，陶瓷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解放初期资料的反映，全镇有大小工业3361家，其中瓷业2600多家，约占总数的80％(15)。因此，迅速恢复景德镇陶瓷生产和流通，就是迅速恢复景德镇的经济，就是稳定和巩固新生的政权。
    其次，迅速恢复陶瓷生产和流通，有助于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陶瓷生产是景德镇人民的“饭碗”，绝大多数人都依赖其而生存，然而解放初期，瓷业萧条，窑厂坯坊关门停业，使成千上万瓷业工人加入“失业大军”的队伍。据资料反映，当时全镇失业工人有八九干之多(16)，其中绝大部分是瓷业工人或与瓷业相关行业的工人。这些失业工人生活十分艰苦，根据资料记载，许多四至五口之家，一度每天仅能吃一斤大米。即使生活较宽裕的家庭，人均每天也只有半斤大米，不足部分靠野菜充饥，饿死人或因饥饿而自杀的情况在景德镇屡有发生（17）。另外，景德镇窑厂坯坊的关门停业，不仅使全镇11万人口的生活陷入困境，而且也影响到周围十余县相当部分农民的生活。因为瓷业生产所需原料、燃料都来源于广大的农村，窑厂不开工，原料和燃料断了销路，这就使以此为业的农民的生活也日趋艰难(18)。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延续下去，不仅会加重人民的痛苦，增加社会的动荡，而且会涣散人心。这一严重情况引起中共景德镇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即把救济失业工人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来抓，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如成立救济委员会，发放救济物资，发动失业工人上山砍柴、修路、以工代贩，组织生产自救，或动员回乡生产等，这些措施虽然对缓解困难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陶瓷生产，以解决人民的就业问题，这样才能安定人心，使人民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改善，从而增强了人民对新生政权的信赖程度。
    再次，迅速恢复陶瓷生产和流通，能提供更多的商品以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利于公债在景德镇发行。陶瓷业不仅是景德镇的重要行业，也是中国轻工业的主要行业之一。陶瓷产品关系到国计民生。景德镇瓷器，既有实用的生活日用瓷，如杯、盘、碗、碟，又有高雅的艺术陈设瓷，如各式瓶、缸及人物雕塑，还有工业瓷、电瓷等，产品适用范围相当广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国家工业建设的逐步兴起，人们对陶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要满足正在增长的社会需求，只有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陶瓷生产和流通，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这对于中国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景德镇来说，瓷业的恢复发展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外，陶瓷税收是景德镇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大陶瓷职工是景德镇恢复时期认购国家公债的主要承担者。迅速恢复和发展陶瓷生产和流通，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扩大公债发行，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都具有积极作用。
       最后，迅速恢复陶瓷生产和流通，还有助于扩大出口创汇，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提高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认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陶瓷生产大国，景德镇是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陶瓷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深为各国人民所喜爱。只要迅速恢复陶瓷生产和流通，不难打开出口的局面，恢复景瓷在国际市场应有的地位，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并可以通过瓷器出口这一途径，使世界各国人民展望到新中国的兴旺发达和蒸蒸日上，加深对新中国的了解，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在国际上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