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急 剧 恶 化

 一、1966年上半年陶瓷经济的好势头
    从1961年至1965年，景德镇陶瓷工业贯彻落实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针对“大跃进”中陶瓷经济的严重损失和所造成的困难局面，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用了五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扭转了景德镇陶瓷经济的滑坡倒退，推动了陶瓷经济的恢复发展。五年中，景德镇陶瓷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35．8％；实现利润平均年递增86．8％。在调整后的三年，陶瓷形势尤好，工业总产值比1961年增长46．46％。
    1966年上半年，景德镇陶瓷经济依然保持着顺利发展的良好势头。1至6月份日用陶瓷的累计产量为8669万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1．2％；工业总产值32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4％；利润总额2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出口瓷创汇250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7％。     
   这些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趋势说明，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和干扰，景德镇陶瓷经济一定会沿着持续稳定增长的方向发展下去；
    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景德镇市于5月18日召开了全市中共党员干部大会，动员和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学习文件，大造舆论，掀起所谓的“揭批”高潮。6月18日以后，各陶瓷企业开展了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在一个多月内陶瓷工业系统就贴出五万多张大字报。8月23日，大字报贴向街头。所谓：“红卫兵”、“战斗队”等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一概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以横扫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任意闯进干部、居民的住宅，造反抄家，揪人批斗和游街。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许多技术人员、工艺美术人员和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臭老九”；许多字画、名贵文物、古瓷等被砸碎或烧焚。1966年9月6日，“红卫兵”在中共景德镇市委和市人委门口贴出“炮打司令部，烈火烧市委”的大幅标语，开始冲击党政机关。1967年1月，江青一伙在上海制造的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景德镇的党政机关和所有陶瓷工业企业于1月29日至2月间均先后被“造反派”夺权，景德镇陶瓷工业生产的各级指挥系统陷于瘫痪。1966年12月以后发生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现象，随着“一月风暴”的到来，逐步升级，愈演愈烈，以至进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阶段。景德镇地区武斗最严重的时期是1968年春节后。该年1月4日发生的昌江商场武斗事件，造成死亡3人，受伤100多人的悲剧。造反夺权，乱批乱斗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景德镇陶瓷工业形势急剧恶化。日用陶瓷的产量、质量等经济指标均大幅度下降，工业企业由盈利一跌而为大量亏损。
三、运动初期对陶瓷工业的冲击
    景德镇“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陶瓷工业首当其冲，横遭厄运。尤其是传统工艺陶瓷中许多产品的花面、器型、以至牌名、厂名等，都被诬为“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遭到查封、焚毁和禁产。国家第一轻工业部党委于1966年9月1日来电指示各生产企业，“立即改革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标、图案、牌名和厂名”（1）。与此同时，中国百货公司也行文所属各部门、各企业单位，要求各收购单位“立即取缔封建迷信、资产阶级的商标、图案等”，“对于商品的品种和包装，特别是对于封建迷信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和不利于改造人们思想灵魂和心身健康的商品名称、商标、图案、花色、造型等，要进行彻底清查”，“对于已生产的改装后出厂，已收购的要改装后发运；今后坚决把好收购关，坚决抵制封建迷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2）。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景德镇陶瓷生产和经营部门被迫对传统的陶瓷产品采取了或改名、或停产、或改换花面器型的措施。原有产品中有近百种花面、150多种雕塑品种被宣布有“四旧”色彩而停止生产。1964年市物委和陶瓷局制订的牌价标本中共有860个品种，其中碗类139个，盘类122个，碟类10个，壶类70个，杯类17个，盅类51个，调羹类9个，套具类30个，陈设类147个，其它类265个。至1966年11月中旬，因扫“四旧”而被改变名称的共543个，占总数的63％。其中碗类111个，占碗类总数的79．86％；盘类45个，碟类5个，壶类42个，杯类6个，盅类18个，调羹类8个，套具类16个，陈设类118个，其它类174个。被停止生产而淘汰的品种有77个，占标本总数的9％，其中碗类23个，碟类5个、壶类5个、盅类5个、调羹类1个、陈设类15个，其它类23个。在这些改变名称或停止生产的产品中，有许多是传统的出口瓷和高档陈设瓷。改变名称或停止生产，造成极大混乱，不仅严重影响内销’，而且丢失了许多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景德镇陶瓷生产企业在“突出政治”口号下，不得不匆忙设计，匆忙选题，匆忙生产出许多不为消费者喜爱的、质量低劣的所谓新题材、新花面、新器型。选题设计范围，越来越窄，至1966年10月，实际投入生产的“新花面”仅有蔬菜、粮棉、喷刷葵花、杜鹃等18种，正在制版的也只有毛泽东语录、现代人物等l0余种；已投入生产的雕塑产品仅有欧阳海、江姐、焦裕禄等英雄人物50余种。传统花面和器型不能生产，“新”花面器型又不能及时设计定型，具有传统优势的景德镇陶瓷工业不能不陷入困难境地（3）。1966年原计划生产日用瓷1．8亿件，以后不得不调整为1．5亿件；日用瓷一级品率原计划为68％，后调整为64％。据中国人民银行景德镇支行1966年底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景德镇陶瓷生产即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1．企业管理混乱。如化工厂生产一批“四童子”花纸4万张，供各瓷厂生产出口瓷急用，在机印套色过程中，技术工人发现产品质量有严重问题，因无人管理，造成大批报废。 
    2．出口瓷计划完成差。1966年工贸双方衔接交货计划6472万件，至10月份仅完成3858万件，占订货计划的59．63％；其中出口订单瓷计划545批1834万件，只完成219批1377万件。
    3．产品质量普遍达不到计划要求。出口瓷一、二级品率只达到78．9％；其他日用瓷质量一级品率都在37％一66％之间，比公司计划的68％相差2％至22％。由于质量低劣，造成大量积压，仅出口瓷就达1013万件，占出口瓷总产量的19．7％。
    4．亏损增加。1966年，景德镇日用瓷销售收入4612万元，比上年减少385万元，降低7．7％；而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仅258万元，比上年减少180万元，降低41．1％。亏损 企业亏损额大增。如人民瓷厂当年原计划亏损11．7万元，结果亏 损总额高达23万多元，突破亏损计划96．6％（4）。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虽然主要集中在工层建筑领域，但景德镇陶瓷经济受到的干扰和破坏是很明显的。与1965年相比，1966年各项经济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工业总产值减少239万元；日用瓷产量也减少，尤其是出口瓷交货额减少444万元，出口创汇额减少98万美元；销售收入减少385万元，销售税金减少44万元；实现利润总额减少282万元；可比产品成本增加3．21％。
    四、景德镇陶瓷生产的急剧恶化   
    1967年和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后，景德镇也刮起“夺权”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统统被打倒，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受害最严重的仍然是决定景德镇经济命脉的陶瓷工业。1967年武汉发生“7．20事件”，江青一伙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景德镇接着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打砸抢成风，无政府状态日趋严重，使1967年和1968年成为十年动乱中最乱的年头。政治动乱给景德镇陶瓷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生产连年下降，经济急剧恶化。同调整后的1965年相比，“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年，景德镇陶瓷工业出现连年倒退。
  景德镇陶瓷工业经济指标对照表
    表一   (1965——1968年) 

  1968年同1965年相比，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各项指标都出现大幅度下降：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2．17％；日用瓷产量下降33．75％，其中出口瓷产量下降53．77％；日用瓷一级品率下降9．9l百分点；出口瓷实际数下降11．98％，出口瓷交售额下降48．76％，出口创汇下降53．10％；销售收入 下降38．80％，销售税金下降27．47％；实现利润急剧下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比上年下降61．97％，1967年出现全系统严重亏损，亏损总额高达653万元，1968年继续亏损，亏损额达803万元，比上年增加亏损22．97％。整个陶瓷工业连续三年由盈变亏，越亏越多，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全市47户预算内工业企业除8户稍有盈利外，80％的企业出现亏损，其中陶瓷工业企业全部亏损，仅东风瓷厂该年1至7月份就亏损69万多元。由于陶瓷工业是景德镇经济的支柱，陶瓷工业的急剧恶化，直接影响到景德镇地区经济。如1968年第一季度税收计划是1600万元，结果只收到124万元，仅为计划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