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恢复与发展陶瓷生产的种种努力
    (一)恢复陶瓷原料供应体系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1972年4月，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即恢复成立原燃料管理处，全面负责景德镇陶瓷工业系统的瓷土原料、煤炭、燃料等的组织和采购、运输、供应工作。与省计划部门挂钩，从生产点直接组织供应到厂，使各瓷厂所需的原燃料供应逐步扭转了困难局面。
    1972年5月7日，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决定，将原划出下放所在地管辖的4个瓷土矿，重新划回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管理。1972年6月至1973年4月，除星庐瓷土矿因某些地方协议有争议以外，余干瓷土矿、抚州瓷土矿、陈家湾瓷土矿都先后与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和所在县办理了移交手续。
    (二)恢复陶瓷科教机构
    1972年7月27日，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恢复成立江西省陶瓷研究所。1973年4月，江西省轻化局和景德镇．市革命委负 员会根据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情神，决定恢复“景德镇市陶瓷工业学校”，设立陶瓷工艺和陶瓷彩绘两个专业。 
    1976年8月2日，经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恢复办好陶瓷学院。同时，把陶瓷工业学校并入陶瓷学院。
    1973年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基建科恢复成立陶瓷设计室(1982年在此基础上扩大成立景德镇陶瓷设计院)。同时，各陶瓷企业也先后恢复了技术管理组、化验室、试验组、设计室等一整套科研机构。
    (三)落实党的部分政策   
    “文化大革命”以来，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大批干部、艺人和技术工人遭受迫害，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从1972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解决江西问题的17号文件以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到1973年为止，景德镇陶瓷工业系统对多年来未曾使用的500多名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陆续落实了政策，绝大部分已 安排他们担任领导和管理工作；85％的技术人员回到了技术岗位，其中有168名技术人员和熟悉生产的老工人担任了技术领导的管理工作。
    1974年4月23日，中共景德镇市委决定：对在“三查”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予以公开平反，恢复名誉。1974年4月11日，景德镇市公安局彻底否定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在“三查”运动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对该所157位受审查和迫害的同志给予公开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挽回影响。    1973年6月，景德镇开始回收城镇集体企业和个体户下放农村的人员4000多人，占已下放人员的35．8％，以后分批基本上全部收回。
    与此同时，落实了党的文化艺术政策。1973年和1975年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在陶瓷装饰方面，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大搞创新活动，丰富产品花面。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都可以生产。在装饰方法上要画、贴、喷、刷、印、晒全面发展，努力实现品种、器型的多样化。1973年结合广州交易会和展览的需要，制作了新品种340个，新画面520个。“三星”、“八仙”““五子罗汉”“观音”等古典雕塑，“龙心玲瑰”“洋红万寿”“百鹿龙凤”等传统画面均恢复了生产。
    (四)恢复基本的管理制度    
    1972年，景德镇各陶瓷企业着手恢复和健全基本的管理制度。当时按照“工业学大庆”的要求，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相结合，各瓷厂通过群众讨论，逐条制订和落实了七大管理制度和七大技术经济指标。这七大管理制度是：岗位责任制度、操作规程制度、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设备维修保养制度、后勤服务制度、安全卫生检查制度。七大技术经济指标是：1、工业总产值；2、日用瓷产量；3、出口瓷交货数；4、日用细瓷一 级品率和出口瓷合格率；5、全员劳动生产率；6、万件瓷耗混合煤数；7、利润。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在车间建立了“五员制”。这“五员”是：政治宣传员、质量检验员、经济核算员、安全保卫员、出工考勤员。到1972年底，绝大多数瓷厂均建立了上述各项基本管理制度，重点抓了整顿生产秩序、技术管理和班组核算三个方面。基层企业基本做到：生产有计划、事事有分工、工艺有人管、质量有检查、消耗有定额、出勤有考核、成本有核算、生产有调度。管理制度的恢复，促使景德镇陶瓷工业的产量、质量和经济效益一度有较明显的提高。如1972年景德镇陶瓷传统瓷产量由上年的1348万件，上升到1889万件，增长40．16％；品种由上年的491个增加到689个，增长40．33％。1973年以后，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又在此基础上，重点建设三个规范的管理制度：1、日用瓷工艺技术指标。分机压成型、压力注浆成型、石膏精制；石膏模型等项，分别具体规定工艺指标：如机压成型滚压的含水率为23—25％；刀片成型为25—27％；滚压、刀片成型还区别碗、盘、盅等不同产品不同规格，制订不同的车速。2、为了抓产品器型规格标准化。1973年陶瓷工业公司建立了“三结合”工作组，按照部颁标准的要求，制作了1069种实物标准样，按实样组织生产和检验。3、1974年陶瓷工业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发的“关于加强国营工业企业成本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的精神，结合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景德镇市瓷业生产成本核算办法”，下达各瓷厂试行。这个办法分五个部分：(1)产品成本项目及其内容；(2)生产费用的汇集；(3)产品和成本分类；(4)成本计算方法；(5)成本的管理与考核。实行这个办法，使瓷厂的成本核算更加具有准确性、可比性和合法性。
    (五)解决改计时工资的遗留问题
    从1966年下半年起；景德镇陶瓷工业各厂均先后由计件工资制改为计时工资制。执行的结果，使大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均有所下降。根据对新华瓷厂等六个企业的调查测算，计时工资比计件工资的月实际收入下降22．6％。剔除在计件工资时的加班加点和其他因素，陶瓷工业系统职工人均月工资由计件时54元 下降到计时时的48元，绝对金额每月人均减少6元，即平均降低工资水平17％，引起了广大职工的不满，特别是技术进步较快，工效较高的青年工人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在计件时，人均月工资可以拿到60—70元，改为计时工资拿等级工资后，人均月工资仅有30—40元，工资下降将近一半。对这部分青工的生活影响较大，情绪更不满。而国家批准的计划工资总额却有节余。一个月约节余11万元，一年约节余132万元。为此，景德镇市劳动局与江西省瓷业公司为解决改计时工资的遗留问题，1966年12月，决定从实际出发，在不增加国家计划工资总额的原则下，采取了两条措施：
     1．适当调升低等级工人的工资。在计件改计时的工资总额中，拿出3％的标准工资，用于调整由计件改计时时的低等级工人的工资等级(不包括历来计时工人)。调整的重点是：1957年以前参加工作，工资等级在三级副以下和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工资等级在二级正以下的工人，可以调升一级或半级，但不得越级提升。
    2．实行临时附加工资。凡原为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取消综合奖和各种津贴的直接或间接生产的工人，均可享受临时附加工资待遇。三级正以下的工人每人每月4元；四级副以上的工人，每人每月3元。
    这些补救措施虽然没有解决平均主义分配的根本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稳定职工情绪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景德镇陶瓷工业系统所属各企业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社会略趋安定。1970年，由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在全陶瓷系统内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1973年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把竞赛运动逐步引向深入，全市陶瓷系统划分成八个竞赛组，签订竞赛合同，开展循环红旗赛。并把大指标分解成小指标，组成 车间对车间，班组对班组，工种对工种的多级竞赛。这次竞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陶瓷生产的发展。全系统共评出先进企业7个，先进车间(班组)393个，先进生产(工作)者5389人；各项生产能手581人。红星瓷厂代表景德镇陶瓷工业出席全国轻工业系统的大庆样板企业展览。
  二、陶瓷工业的两次回升
    (一)陶瓷工业的第一次回升
    1969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势发生变化，景德镇日用陶瓷工业今现了持续4年相对稳定的时期，并在某些方面有所 进展。1970年，为扭转国民经济严 重下降局面，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于6月在全系统提出要争时间、抢速度，掀起工业生产高潮。这一年，景德镇陶瓷工业日用瓷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回升，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还增长3％；比大动乱的1968年增长55．62％。同时，整个陶瓷工业实现扭亏增盈，从上年亏损l08万元回升到年盈利378万元；出口瓷交货数和创汇数也恢复为1965年的88．3％和82．2％。1973年，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最好年景。这一年的日用瓷产量达到24760万件，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42．3％；比大动乱的1968年增长114．76％；出口创汇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142．8％；年盈利1034万元，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最高纪录。
    (二)陶瓷工业的第二次回升
       1974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把矛头指向全国个民衷心爱戴的周 恩来同志，社会生产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景德镇陶瓷经济也立即从高峰跌入低谷。针对这种局势，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要求维护社会秩序，尽力抓好生产，计划完成好的单位要继续完成得更好，完成得不好的单位要迅速赶上来。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抓住当时国民经济的两个薄弱环节，一个铁路，一个钢铁开展了整顿工作；以解决铁路阻塞、钢铁欠产为突破口，带动各行各业的整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景德镇陶瓷工业与全国其他行业一样，也出现转机，迅速获得回升。1975年，日用瓷产量达到24260万件，比“文化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39．41％，比上年增 长11．9％，接近1973年的好水平。但盈利回升较慢，年利润达到167万元，仅为1973年的16．2％ 。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1975年的经济回升未能继续下去，接着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1976年的灾难更为深重。这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也是中国历史终于出现伟大转折的一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彻底结束了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