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个性，贯穿着我整个艺术历程。”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周国桢在记者采访他时如是说。
                              “没有出息”
   《不灭的窑火--景德镇陶瓷文化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在那里我见到了周国祯。73岁的周国桢，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不用开口，透出一股儒雅而又坚毅的“大师相”。当说起自己的童年时光时，烂漫而喜悦的神情顿时在他脸上洋溢开来。
    1932年8月，周国祯出生在湖南安仁县牌楼乡上荷渡——一个距广东较近的偏僻乡村。父母不识字，希望他读书，好光宗耀祖。但他喜欢画画。在当地农民的眼中，画画这玩意儿属于游戏，非正经谋生立业之道。学龄前的他还喜欢仿制皮影，用纸剪好，然后蹲到八仙桌下，外面蒙一张大纸，里面用松柴点火照明把影子投在上面演戏。每年正月十五，农村习惯用糯米和粳米磨粉揉在一起，做鸡、牛、狗、猪等家畜敬神。这也是他极爱做的活儿。雕塑的“童子功”大概就这么练就的。他还爱养狗、养八哥，抓泥鳅......”农村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但对读书识字，他却是非常勉强。跟私塾老师学《三字经》等古文，死记硬背，实在读不进，没少挨打手心。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父亲，对这个儿子的“没有出息”，满是忧虑。周围的乡民也对他不以为然，只有一个人持不同看法，那是村里一个不种田，爱赌博，走东闯西，好交朋友，在外面开了些眼界的汉子。有一天，他对周国祯的父母说，你的孩子喜欢画画不一定将来没出息，可能很有用的。父母将信将疑，但年仅六七岁的周国祯却得到了极大的鼓舞，至今记忆犹新。
                             卖田学艺
   直到进了洋学堂国民小学，周国祯的学画环境才有所改善。那里有个美术教师，是从长沙华中高等艺术学校毕业的，让他走上了学画的正规路子。老师教他写生，教他从生活中感受，而不是闭门造车。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相当于初中的安仁县简易师范学校。那里也有一位从华中高艺毕业的年轻老师，叫曾广明，美术、音乐、体育都他一人教。周国祯非常崇拜他，曾老师也喜欢这个学生。周国祯家离学校远，星期日曾老师回家时就把宿舍的钥匙交给周国祯，让他住在自己宿舍里。在师范学校他还举办了人生首次画展。一共十多张小画，贴在块布上展出。校长樊成章给他题词，大意是：美术可以陶冶人的性情。
    本该读4年的师范，他只读了2年，因为急切地想去考华中高艺学美术，结果真考取了。他和哥哥分别在长沙和衡阳读书，父亲不得不把祖传的田逐渐卖了来供两个儿子念书。到解放前，祖传的30多亩田只卖剩下十余亩了，后来父亲被评为富农。
    在华中高艺，西画、国画、图案、劳作（其实就是雕塑）都要学，该校是根据培养美术全才要求来施教的。但才读了1年，就因战争而中断了学业。
                                  离家从军
    1949年夏天，解放军到了安仁县。正好部队的宣传队敲锣打鼓地在招人，他一激动便报名参加了。
    对此，父母极其反对。母亲把他关在屋里，锁上门，还让生病的奶奶坐在门口挡着。周国祯叛逆的性子于是大发作，在屋子里砸家具，最后把门砸开了，从奶奶身上跨过去，什么行李也没带就走。母亲见他执意要走，心软了，急忙让妹妹追上去把一些简单行李给他。
    他在46军136师宣传队从事美术工作。部队不断行军，他就一手提粗竹筒做的颜料罐，一手拿排笔，画宣传画，写宣传标语，画演出的布景。他并不知道部队究竟向何处去。原来这支部队是要到中缅边境拦截流窜的国民党残部的。
    1950年部队开始精简。周国祯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去学自己最心爱的美术了，便打报告离开部队去读美术学校。
                                 不肯留校
    拿着不多的一点路费，他沿途给照相馆画布景攒学费。他考进了私立的苏州美专。学费、生活费他付不起，便半工半读，早上，晚上都喝稀饭。上海来的同学王克庆尽管也不富裕，但非常慷慨地将自己的生活费与他合用，等于是一碗饭两个人吃。周国祯觉得这 是不长远之计，便鼓动王克庆一起去考公费的中央美院。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都考取了。在那里，周国祯再不必为学费和伙食费发悉了。但家境贫寒的他，在京3年没有穿过棉裤。冷，怎么办？拼命的锻炼身体。“我的好身体就是那 样锻炼出来的。
    周国祯很快成为中央美院的雕塑专业高材生。他的雕塑作品两次被选送世界青年联欢节展出。他的泥塑成绩一直是班里第一位的。毕业时，学校宣布他留校，这是许多人羡慕的。但周围祯却认为自己应该响应“到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坚决不肯留校。刚好景德镇有人到中央 美院来要人，从此，命运把周国祯与景德镇，与中国当代陶瓷艺术连在了一起。
                              奇形怪状
    1954年，周国祯成了第一个来景德镇工作的大学毕业生。23岁的周国祯怀着强烈的艺术责任感，到这个曾经非常辉煌但历经兵荒马乱后呈衰落状的千年瓷都。他发现，那里的艺人做的都是程式化的观音、罗汉，没有一件现实题材的艺术作品。 他想在陶瓷雕塑上有所建树。他开始做了一些政治题材的作品，但反响不大。景德镇的老艺人对这个外来的小伙子不以为然。1955年，他的瓷雕《弹弓手》在江西青年美展获得一等奖，终于让人们刮目相看。这件作品是他仔细观察了“除四害”时一些小鬼用弹弓打麻雀的神气姿态而创作的。由此他得出经验，儿童题材能得到老百姓的广泛欢迎。他陆续做了一些儿童瓷雕，都非常成功。如《迎春》，表现的是农村的孩子过年放鞭炮，一手掩耳，一手把点着的炮仗拿得远远的，唯恐炸到自己，神形兼备，令人称奇。
    他的第一批作品就明显有悖于景德镇的传统观念，景德镇人褒贬不一。但他以其内容新、手法新、贴近生活而到美术界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并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空间。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周国祯又创作了《独立》《怒火》，以及《野牛》《波斯猫》《母子羊》等夸张变形的动物雕塑。景德镇瓷雕过去都是在烧制成的白瓷土上低温釉彩的，周国祯开创性地将高温色釉用于瓷雕的装饰，而且其所用色釉广泛汲取全国各地名窑的营养。他曾经到上海动物园住了8个月观察动物，然后创作了一批动物 瓷雕举办个展。但这样具有突破性的艺术实践，当时在当地同行中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理解和鼓励，反而被一些人斥之为“奇形怪状”“背叛传统”。到了“文革”，又被当作“黑货”公开批判、砸烂。
                                “背叛”自己
    历经“文革”磨难之后的周国祯，不再年轻。但，他的艺术理念却常新，他的艺术激情更旺盛。他决定与自己过去的创作路子告别了。艺术的创新，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对以往经验的叛逆。“叛逆”前人的经验不易，叛逆自己的经验更难。如果说他年轻时想的是如何与传统不同，现在想的则是如何与自己的过去不同。
    一次偶然的失误促成了周国祯的离经叛道。一次他在自家的电窑里烧一件金钱豹，不料停电了，没有烧到预定的温度。金钱豹取出炉来，只见釉面烧成大面积的缩釉，一团团，一堆堆，白花花的。按传统的标准来说，这是件次品、废品。但周围祯却从中发现了意料之外的肌理美。何不将这种偶然的残次变成必然的艺术效果呢？窑变效果的追求，让周围祯的作品益发令人称奇，也使景德镇的瓷器从此烧出了别样的精彩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周国祯再度“背叛”自己。在霍去病墓前领略古代石雕之古朴苍茫、浑然大气之后，他的作品摆脱了浅层次的美感，而注入了更多内在的精神力量和人文寓意。他采用远古时期人类制作陶器的盘条法和打泥板的原始手法来制作瓷雕。他做的骆驼、野猪、狒狒、蟾蜍、斑马等等，形在似与不似间， 意到笔不到，让观赏者有更多的遐想空间。他一反过去过于注重颜色釉装饰的效果，而采用粗糙的“匣体土”做瓷雕，去尽铅华，体现率真与原始之美，使人感到一种咄咄逼人的野性之美，生命之美，大巧若拙之美。
    在上海图书馆的展览中，周国祯有一件最新创作《可怜的千金》，表现的是一个被遗弃的女婴：一个可爱的女婴裹在蓝印花布襁褓中，头枕路边的枯树干。婴儿的头用不 上釉的瓷土做成，襁褓则以一块泥板交叠而成，上白底青花釉。作品的美，和它所反映的现实问题的残酷，形成强烈的对比。“农村抛弃女婴的现象让我揪心！所以做了这样一件作品表达我的呼声。不能感受人类苦痛的不是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