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太奇镜头把我们带进了两个世界，画面时而交替，时而又重叠在一起，是物象和心象的美妙结合，又是心象越过物象时撞击的火花，是母亲博大心怀孕育的全命，是造物主精心构造的人间奇观。画面清晰的“动物世界”，我们的心灵随着赵忠祥那无比悦耳的声音进入大自然的动物王国。这里应有尽有，有卷起尘埃奔腾不已的千里马，有震撼山谷长啸的猛虎，有 穿越丛林的金钱豹，有栖息枝头的猫头鹰，有在荒野中呼唤的狼群……。而在他神奇的手下，他给予我们则是一个宁静而又寓意深刻的动物世界，自然扑拙充满灵趣，是动物形体的塑造，是生命情感的延续；它似与不似，物象和心象在“土”与“火”洗礼中，获得灵魂升华。
    1986年盛夏，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最高殿堂，破天荒向景德镇陶瓷雕塑大师周国祯开放，隆重举办“周国祯陶瓷雕塑作品展”。原定由《中国雕塑》编辑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联合召开的《周国祯陶瓷艺术座谈会》，也升格由中国美协组织召开。周国祯在北京就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展览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京的艺术家、文艺评论家、艺术泰斗、中央美院的校友、工艺美院的同仁都来参加了这个盛会，向周国祯祝贺展览取得成功。在研讨会上颇有学都风范的钱绍武教授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致词：“对周国祯作品的研究和验收不是我们几个人就能搞出来的。我相信，周国祯艺术将来会得到全世界验收的，历史会对他作出适当的评价。”展览会期间，首都各大新闻媒体派出摄像和美术评论专访的高级记者，一些在京的外国使馆官员相邀前来，一睹周国祯教授的风彩和充满着东方神韵的陶瓷 动物王国。他的作品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在京的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都纷纷报导这次展览会的盛况。在“土”与“火”的熔炼中，他的动物王国终于在高温色釉与洗炼寓意中珠联臂合，在自然意象与生气勃勃的动物形体的高度统一中实现了他孩提时代的梦，一个整整历经了四十个冬夏的梦……
    周国桢1931年出生在湖南安仁。周国祯从小就受到安仁民间艺术和楚文化气息的熏陶，特别是奶奶为他做的糯米团，那糯米团捏的小鸡、小猪和小狗多有灵气啊，妈妈给他纳的虎头鞋又是那么威严、神气。每逢过年过节，爸爸带着他到祠堂去看湘南皮影戏，小国祯挤前面去观察和模仿大人制作的皮影。几天后，他请来村里的孩子们把自己制作色彩鲜艳、拙中见巧的皮影展现出来，乐得小伙伴捧腹大笑，拍手叫好。正是这种纯朴的民间艺术启迪了他聪慧的心灵。糯米团、虎头鞋、皮影戏象一张编织梦幻的摇蓝、摇出了周国祯的艺术理想，摇出一位世界名人。
    1954年，年仅23岁的周国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陆院雕塑系。他放弃了留校难得机会，要求分配到他神往已久的瓷都——景德镇。他面对声名显赫的景德镇这个瓷的海洋，积淀了两千多年的灿烂不 朽的陶瓷文化和无与伦比的传世佳作，一大批技压群芳的艺术家，相形之下，他深感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位学院派辗转难眠，脑海里涌动着狂涛巨浪，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当代人自己的陶瓷艺术反映这个时代的特点和这代人的理想、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使他困惑不安的是，他眼前的瓷的海洋几乎全是观音罗汉、宗教神话、繁缛堆砌，一味追求精巧的作风，遇有佳作也难成气候。眼前的海与心中的海反差是何等强烈，他一腔热血一时不知如何排遣。
    家乡民间艺术孕育了他崇高稚拙，洗练与夸饰的审美意识，前后六年美专和中央美辽的严格训练，西方古典美术的严谨写实在他的艺术追求中深深扎了根。他奉献给瓷都的第一批作品“弹弓”、“迎春”、“饲养员”、“摇蓝”，不能不带着民间艺术和西方古典美术的烙印，因而有悖于景德镇的传统观念，景德镇人褒贬不一。但它以其内容新、手法新、贴近生活而得到美术界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无疑他的这些作品率先打破了观音罗汉一统天下的局面，他对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所产生促进作用的历史功绩是举世公认的。
    和许多新事物的成长总是要冲破种种阴力曲曲折折地向前发展一样，周国祯为了追求艺术真谛，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道路是曲折的，他遇过不少磨难和挫折，承受过各种非议和挑战，进行过抵制和抗争。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周国祯创作的“独立”、“怒火”以及“野牛”、“波斯猫”、“母子羊”等夸张变形的动物雕塑，当时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理解和鼓励，反而被一些人斥之为“奇形怪状”、“背叛传统”。“在史无前例”的“文革”灾祸中又被当作“黑货”公开批判，砸烂。这是袒护糟粕的愚昧，这是对理性粗暴的鞑伐。这无聊的鞑伐创作了陡增历史的曲折阻力，并不能改变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向。周国福鼎确实没有背弃传统，他和他的作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怒火”、“波斯猫”和“野牛”正是成功的运用了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的某些独有特性，才得以有如此强烈的艺术魅力。它既是景德镇的也是现代的，是创造性地继承与借鉴传统。只是他所理解和运用是广义的传统，他认为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不断吸收不断发展。景德镇的民间青花、民间雕塑以及唐宋以来历代精品佳作，都应属景德镇传统的范畴，都应去粗取精，发扬光大。周国祯没有屈服强加其身的种种压力，更没有被那种滥施釉上彩，一味堆砌，追求精细，被某些人称之为景德镇传统的清末遗风所同化。他笃信自己所尊崇并决意发扬的，正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的优秀传统。追求，正是我们这代人，这个时代的需要和理想。
    经过十年“文革”灾难，周国祯没被同化，没有沉沦，更没有陶醉于已有的成就，而是变得更加冷静深沉。他总结过去的艺术实践，发现他过去的创作“不过是在火焰艺术中注入了民间艺术的新鲜语汇”而已。他觉得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中，除了民间艺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是“文人艺术”。历代文人学士借助诗词书画，揉情明志，排解心中块垒，创作了种种妙不可言的意境美和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文人画“用含蓄手法表现深刻的社会内容”的机智，丰富了周国祯创作的新追求。他不满足以往那种纯真直觉反映，而是以定程度的自觉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通过艺术的表现传达某种启示，“以种种折光展出人情世态。
    由于十年动乱的耽误而迟到的这第一个创作高峰正是他步入不惑之年思想趋于成熟的时候，他的作品主要是以动物为题材，这样既有利于充分发挥景德镇高温色釉，窑变釉等来表现其纹理的效果，又便于借助动物的情态寄意造境，含蓄地展示社会的情态。这个时期，周国祯在材料运用，尤其是色釉的运用方面，几乎是集全国颜色釉之大成，已经达到得心应手取舍自如的地步。造型造境多夸张变形，含而不露，留在广阔的联想空间。比如”天亮了“的深刻内涵，究竟是对粉碎“四人帮”，庆幸自己获得自由的欢呼，还是对中华民族从“文革”灾难中解放出来获得光明的啼鸣，抑或是对人类期望美好未来的呼唤？这只有留给欣赏者自己去领悟，同样“一场惊梦”、“本是同根生”、“贪得无厌”等许多作品也是没有忘却人间社会。他究竟表现什么？寓意什么？都

是很耐人揣摩玩味的。
    头部和眼睛被极大地夸大，脚和尾却被省略了的猫头鹰，不但不会觉得不完美反而感到更加耐看，比真的羽毛更美、更有韵味。这是因为无论空间的处理，釉色的运用，神形的塑都贯注了作者意匠的缘故。他到底是着意表现猫头鹰为林除害的品性，还是寓有什么更深刻的意思，一时的确难以肯定的回答。连善于联想妙得思辨的美学家、雕塑家王朝闻也只能说“这作品（指《猫头鹰》）对我也产生了还要看的吸引力，我不明白，他睁着一对大眼，究竟是对周围世界感到莫名其妙，所以发呆，还是正在冷静地观察着什么……我也说不清它那种不管人们是否憎恶它的神气给我一种似乎不愿盲从什么联想象和幻想，所以我乐于看了又看，欲罢不能”。当周国祯去拜访艺术泰斗刘海粟时，德高望众的刘老对周国祯说：“知音难得知音难得，你的作品追求神形趣高度结合”。周国祯可谓功德圆满了，79年进京和80年赴上海参加的雕塑联展、个展，居然惊动了美学大师、艺术大师王朝闻、刘海粟。王朝闻撰文赞他的艺术风格“大巧若拙”，对其艺术地位和历史作用和贡献给邓了充分的肯定。
   对他的褒奖和肯定，这是他得到的一种比什么都要珍贵的安慰、一种鼓励和鞭策，他将回报什么呢？他被人们视为引导中国现代陶瓷新潮的风流人物，他不辞长途奔波的辛 苦，在宜昌一口气设计了60个新产品，在宜兴、淄博、龙泉、禹泉，指导同行，让自己研究的颜色釉成果让同行共享。他以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及其灵活多变的意匠。有意识利用窑变的纹理加强作品的寓意和美感，达到前所未有程度，颜色釉在他的手里成了有生命的语言，寄意造境的手段，它不仅有唐三彩的随意，而且有类似国画泼墨脱赋彩的气韵，创造性地运用颜色釉，成了他这个时期作品突出的风格特征，影响了景德镇的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艺术风格的走现，也直接给中国陶瓷艺术的创新发燕尾服以强烈的影响。
    1987年8月14日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大厅举办“周国祯陶瓷艺术展览”，一尊题为“叶落归根”的陶瓷雕塑立于大厅中央。世界贸易中心信德大楼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伫立在那里的人们指着“动物大王”的广告牌议论开了！恰巧英文版的《世界名人传》在香港发行，周国祯被誉为中国雕塑家而载入该书，一位炎黄子孙被四个国家举荐为“世界名人”这无疑给展览会产生锦上添花的轰动效应。下午3时，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馆长刘唯迈博士，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为展览会剪了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图徽寓议小组成员，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国际著名雕塑家文楼先生在致词中说：“周国祯勇于反映时代精神的创新观点，将传统文化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创造出崭新的陶瓷艺术世界……”
    身为中国美协理事、江西分会副主度、江西雕塑协会会长、景德镇美协主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陶瓷学院美术系名誉系主任、景德镇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周国祯，他完全可以坐享“车马宴集之乐，公门迎送之嬉”。但他没有忘记一位艺术家的责任，他在这么多光环荣誉下怀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心愿，又迈开了双脚去追寻他久已向往推崇的汉唐雕塑艺术，探索积淀数千年的中华民族艺术之魂以及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融汇消长的遗迹。当跋涉祖国辽阔大地，来到陕西兴平看到霍去病墓前的石刻之后，他怔住了。那粗砺坚硬的巨石，雄浑博大的气势，简洁整线条，强烈震撼着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被这非凡的气概征服了。他发现自己“原来寻觅到的火焰艺术不过是个雅俗共赏的层次。”这种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无异于吴冠中的“撕画”，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某文学家的“焚稿”，表现出了艺术家的坚定信念和自信。
    周国祯以前所未有的胆识，一反过去过于注重颜色釉装饰的效果，而着力追求内在生命的塑造。抛弃用得烂熟的高温颜色釉，采用朴素的本色来表现质朴的情感，“去尽浮华留真淳”，体现一种深厚纯真与原始美。他的近作“牛脾气”就是用匣钵土信手捏成的，通体都带着手捏的痕迹和深浅不同的煤火熏烧的色素。显现出“天然去雕饰”自然朴拙的灵趣，他的“黑豹”、“黄河”、“枪打出头鸟”、“千斤顶”等力作，都是以这种手法制作的典型性作品，具有朴素博大的力量美。
    “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十分朴素的，因为朴素就美”，朴素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他为人质朴真诚，衣着朴素大方，文谟浮华，画尚朴拙，朴素几乎是生命的一部分，朴素是他一直追求的一种心象符号，所胃“大匠不雕”“大巧若拙”。从二千多年的庄子的“朴素面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到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爱上“富有天生的朴素与真诚”的泥土，热衷于制作陶艺，显然都是由衷地赞美朴素、崇尚相素的品格。
    周国祯的“黄河”正是回归泥土至朴至真本色的力作，其总体造型俨然是奔腾不息的巨流，起伏的波涛，迷离中竟是一个躁动于母腹的婴儿，通体是黄土的本色，没有华丽的釉色，没有附加的装饰，就象一块从原野拾回的亚玉，美和力全蕴藏其中，他又以古老的泥盘筑动物雕塑，成为他又一创作高峰期。这个暑期的“犀牛”、“非洲象”、“骆驼”、“斑马”、“夜莺”、“猩猩”、“黑豹”完全脱掉了华丽的外衣一般色釉，让至善至美的泥土与火焰烧结凝集的“力”，直接占有空间与视觉场，那一条条泥土盘筑成的犀牛象汉代石雕一样粗糙有力，富有量感，回旋起伏的泥条错落有致，似与不似，有如国画中大写意横涂竖抹，意趣事俱生；亦如音乐，排列组合，奏出曲曲叩人心弦的歌，激昂慷慨，悠扬娓婉尽在旋律节奏中。泥条编织的旋律节奏无处不倾注着作者的情感、意念，整体饱满而又有份量，使人感到一种咄咄逼人的力的美，突出了踊跃、野性的因素，让人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周国祯又一次将平静的景德镇撑得波涛激荡，浪花飞扬，他继香港、澳门、新加坡展览之后，又在国画领土完整域积极拓展，在青花釉里红天地上纵情挥洒，集腋成袭。在他看来，国画的渲染与青花的“水路”有相同之处，他把握这契机，并将创作上的艺术品位与工艺上的娴熟联成一体，写意的笔力和青花釉里红装饰韵律，形成色彩的流动和线条的飘逸感营情造境，挥洒自如。台湾《壶中天地》刊登的“夜莺”、“鹦鹉”、“云雾”、“红鸡”釉里红瓷瓶、盘，既显出青花的幽靓雅致，釉里红的醇厚清丽，又表现了他成竹于胸的高超创意精神。洋洋洒洒数笔，将宋人高古神品和元人恬淡逸品的墨趣统一在自己的笔势中，以展示现代意象的生命活力。在渊源泉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挖掘，在时代精神和审美观中形成自己新的风格和新的艺术语汇。面对这批呼之欲出的新作，我们不得不被一气呵成、下笔无悔的艺术功力所折服，不得不被他那有韵有趣，被钱绍武教授称为“元气淋漓”浑然天成的青花釉里红所陶醉。
    与现代意识相吻合，以更深刻更雄厚的内涵和更崇高更魁伟的品格，给人一种内在力量的美感。
    去尽浮华，元气淋淳，浑然天成。这正是周国祯毕生追求的艺术理念，他也正是以此奉献给热爱艺术的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