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景德镇明代后期至乾隆的窑业遗存及其分期
综观景德镇的古代窑址，从五代至明末，窑址由少增多，复由多减少，其窑业亦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由初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
五代宋初的窑址分布在湖田、杨梅亭、白虎湾、黄泥头、南市街、银坑坞……以及今景德镇市区新华书店、农民新村等处。北宋中后期，瓷窑激增，尤其在南河一带，窑址如串珠般延绵十数里，产品精美，堆积丰富.南宋时，窑址骤减，较大的仅有湖田、柳家湾几处.元代主要集中在镇窑、湖田、塘下三地。入明以后，正统至正德时窑址又有所增多，正德时的窑址除镇窑(景德镇市区的窑址)和湖田外，尚有镇窑附近的里村、河西公园以南
、农机厂以及瑶里的外瑶等处。
至嘉靖，窑址仅曾剩镇窑和湖田两处。嘉靖以后，景德镇地区的窑业完全集中在今景德镇市内。
窑址锐减，最后仅剩镇窑一处。乍看之下会以为景德镇制瓷业似乎在衰退。然而20余年来，我们观察景德镇市区内建筑工程所揭露的地层断面和挖掘出来的大量匣片、残瓷，使我们了解到，景德镇是一座建立在窑业垃圾上的城币。过去地称“四山八坞”的景德镇，后来坞和洼被窑业垃圾填平，变成“陶阳十三里“的平坦之地；以往高数十仞的珠山，现在仅高出马路不到十米。公馆岭和青峰岭也被填成了小坡。晚明~乾隆的窑业遗存主要分布在落马桥以南、戴家上弄、周路口(即＜景德镇陶录＞所谓”小南窑”)、青峰岭、群英堂、陶瓷公司、枯树庙、新华瓷厂、罗汉肚、龙船弄、董家坞、观音阁以及今中山路西侧宽十数米至百米，南北长约5公里的条形地带和中山路某些地段的东侧区域。由于当年向低洼处及沿昌江倾倒，故堆积厚度一般为数米至十数米。据初步估算，这一时期的窑业垃圾约为600万立方米，可见当时窑业之盛!明
末，景德镇的窑场主要集中在水路交通和原料、燃料便利的镇窑一地，窑业从分散走向集中，非但不是瓷业衰退的标志，相反显示出生产的高度发达，这也是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必然结果。
我曾尝试从造型、纹饰和工艺等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瓷器和窑业遗存进行分期。由于这时制瓷工艺比较成熟，故工艺上难见有明显变化。如仅从造型与纹饰入手，虽有利于陶瓷的断代，但因这一时期的传世陶瓷太多，纹饰比较丰富，且由于欧洲常来稿订货，纹饰与造型往往比较奇特，变化突然，既不易把握，也不利于观察制瓷业的兴衰。所以我打算以高岭土的使用情况，联系产品的造型与纹饰的演变趋势及有关文献，对晚明至乾隆的瓷器和窑业堆积分期如下：
1、活跃期(正德六年至万历十一年；1511—1582)
1511年，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随即逐步拓展与东南亚，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欧洲市场的新需求，以及以王直为首的拥舰数百，拥众数万的“倭寇”(注1)大规模的海上武装走私贸易的刺激之下(嘉靖36年倭寇被剿灭)，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亦活跃起来。其时官窑使用的是优质高岭土———麻仓“官土”，而民窑仍和明早中期一样，只能使用麻仓以外所产的中次等高岭土——一“假(官)土”制作瓷器(注2)，所以这一时期民窑的瓷质与明早中期并无变化。不过，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纹饰较前丰富，除缠枝花、庭树湖石、婴戏、虎纹、织锦、海螺、仙怪人物外，至嘉靖时，鸟树、折枝花果、云鹤、人物、及象征寓意吉祥的纹样大量出现。为适应海外市场更高的需求．当时官窑中优等青花料被工匠以各种方式从御厂偷偷带出，以致于王宗沭在其《江西大志、陶书》中感叹说：“青色狼籍……流于民间，其制无复分”。这些绘制潇洒活泼，料色幽菁，制作较前考究(碗心多作成馒心式或锅底式)的嘉靖细瓷直追官窑瓷器。至隆庆，明王朝开海禁，虽然在执行这一开放政策的过程中“於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注3），但毕竟松开了民窑发展海外贸易的束缚，景德镇制瓷业获得了生机。
2、危机期(万历11一3O年，l583一l602年)计20年。
近年来，景德镇中山路中段西侧多处兴建房屋，从其打深井浇水泥桩及过去挖防空洞时所取得的资料看，这一带主要是生产青花螭纹粗碗的窑业堆积。就l987年4月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文物科在珠山西路瓷都百货大楼基建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所挖的探坑来看，其第八、九两层几乎全为螭纹粗青花碗的窑业堆积。我曾对第九层的窑业垃圾进行统计，发现l立方米中有残匣367只、瓷质垫饼298只、碗足80只。如按一只匣钵可使用4次计算(注4)，其时每立方米窑业垃圾应生产瓷碗367×4=1468只；其中使用瓷质垫饼支烧的中上等瓷碗约298/1468=20%；废品率约为80/1468=5.5%，碗心写“寿”字的粗瓷碗约l8.8%，绘鹊梅、白菜、折枝花、莲塘游鸭、石榴的中次等碗共占15%，无法辨明纹样的为3％。该堆积层叠压在有万历38年纪年的外销瓷文化层之下，而简笔螭纹又是万历中期民窑最典型的纹样，所以可以判断为万历中期民窑的窑业堆积。
除中山路西侧的狭长堆积带外，这类窑业遗存还在观音阁、罗汉肚、青峰岭一带大量发现。
《在高岭土史考》(《中国陶瓷》l982年7期)中，刘新园先生和我曾引
用乾隆七年《浮梁县志》“陶政、陶工”条：“万历十一年，(御器厂)管厂同知张化美见麻坑(仓)老坑土膏已竭，掘挖甚难，每百斛加银三分”。说明官窑在万历11年以后面临原料危机，但没有指出这一原料危机对当时民窑有何影响。该文还认为嘉靖--万历前期民窑产品“已较上期考究，有逐渐精致的趋势”，万历中后期民窑、窑业堆积丰厚，产品洁白细薄，……可以和官窑媲美”。显然这一结论与考古资料不相吻合。
为什么万历中期民窑产品中粗瓷会高达80%?经济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其时景德镇民窑至少已面临原料(高岭土)危机。
万历9—34年，官窑烧造量达33万件(注5)，万历11年，麻仓优质高岭土一一“官土”告竭，为完成皇家庞大的烧造任务，御器厂除了强取民窑所使用的“假土”中质量相对好一点的吴门托高岭士之外(注6)，别无他法。于是民窑就只能在官窑挑选之余的“假土”中再挑选略好一些的高岭土制作主要销往日本和马尼拉等地的要求不太高的外销瓷，而大量的内销瓷只好使用二次挑拣之余的中下等乃至下等高岭土掺瓷石制作。由于御厂转嫁原料等危机(参见“余论”)，万历中期(11—30年)景德镇民窑80％左右的制品不得不使用中下等原料粗制滥造。作坊老板不可能为质粗釉呆烧成温度偏低的粗瓷彩绘花高价购买优质青料，所以当时的青花碗碟料色灰暗，彩绘随便。传世与出土的一些粗劣的万历青花小瓶罐(瓶罐本应属于细瓷类)，亦应为这一时期的制品。
其时葡萄牙人以澳门为贸易基地，除向欧洲发运大批中国货外，还贩运中国货至日本、麻尼拉、暹罗、麻六甲、印度出售。但是如此广阔的海外市场也不能给病入膏肓，面临原料危机的景德镇制瓷业带来多少活力。其间虽於万历l6—22年，曾两度停烧御器(注7)，使民窑暂时得以解困，但矿税太监横征暴敛，连产自吉安的次等青花料也不放过(注8)，所以民窑的发展一再受到阻碍乃至被扼杀。这种矛盾日益加深，万历三十年以童宾死难为导火线，终于引发了作坊主的满腔怒火，在他们的煽动和组织下，陶工们火烧御器厂，矿税太监仅以免(注9）。
3、繁荣期(万历30年至崇帧末，l602--44年)计40年
康熙21年《浮梁县志》“陶政、陶土”条：“万历三十二年（l6O4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括他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於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土牙戴良要矿税太监潘相收高岭土为官业，后因叶云仍及特别关心海外贸易的起元力争得以收回成命(注l0)。也许这一胜利是由于万历30年火烧御器厂，潘相只身逃脱后尚心有余悸，深知众怒难犯才被迫作出让步的。火烧御器厂的意义到这时才真正显示出来。以此为转折点，景德镇制瓷业不但摆脱了原料危机，而且还获得了任意开采和使用优质高岭土的权利。尤其是万历36年以后御器厂彻底停止烧造(注11)，不但不再搜刮民间优秀工匠，其本身大量的官窑优秀工匠必然流向民窑，为生产高档外销瓷出力。其时欧洲大量需求景德镇优质瓷器，在海外市场及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景德镇制瓷业如虎添翼，获得空前的发展。
日本平户荷兰商馆仓库遗址出土的l909--l6l0年被打碎的洁白透光的景德镇白瓷(注l2)，以及景德镇珠山西路瓷都百货大楼基建工地堆积在上述粗劣的万历中期螭纹碗窑业堆积层上面的有万历末年和天启元年纪年的那些胎白而透光，制作精致，绘饰潇洒自如，用笔飘逸老练，足可以和官窑器媲美的高档青花外销瓷窑业堆积，以及l604一l641年沉船打捞出的外销瓷(注l3)，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时盘类多作花瓣形开光，纹饰繁复，水路(纹饰间的空白)细密；但遗存中出土极少。碗与小碟则多绘鸟石，松竹梅、蛱蝶、桃纹、芦雁、鹊梅、菊花、蕉扇葫芦、人物、缠枝、折枝花卉、白菜等纹饰。青花呈色青翠鲜亮沉静，除混水(渲染)层次不及康熙青花外，料色与康熙民窑青花一致，应为使用浙料所绘。从一些精细碗碟足内未来得及施釉以及急速按刀旋挖圈足造成的车辐状震刀痕迹，可以想见当年为不误外销品交货日期，成型作坊中的紧张忙碌情景。
其时荷兰、英、法等国与西班牙一葡萄牙展开了争夺海上霸权的激烈斗争。l623一l636年荷兰海盗共抢劫550艘西班牙和葡萄牙船只，虏掠了价值四千万盾的财富(注l4)，并於1625年占领台湾，夺得了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海上贸易战争对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应该有一定影响。但荷兰人随即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买主，崇帧9、l0、l2年三年，每年购买景德镇优质外销瓷数十万件，而且还来样订制欧洲式样的瓷器〔注l5)，但生产这类瓷器的窑业遗存尚有待发现。
当时大量内销及销往东南亚的瓷器质量较上一期有明显提高，多为中档或中上档瓷器，如绘白菜等纹饰的小碗蝶，胎多细白，料色翠兰，但圈足却旋作极矮的玉壁形宽边，且足内不施釉，犹如唐代碗类，较为奇特。至崇帧．花篮、鹊梅、兰草、莲塘游禽、简笔麒鳞、白菜、白兔、，人物、盆花、鹭鸶等纹饰极为常见，线条老练，大笔混水，青料的使用亦不太考究，与销欧洲的外销瓷有明显的优劣之分。
其时的窑业垃圾除沿今中山路一线向昌江河畔大量倾倒外，在董家坞、观音阁、枯树庙、周路口、青峰岭一带亦有丰厚的堆积。
4、动乱期：祟祯末至康熙22年(1644—83年，计40年)
崇祯末至顺治初，景德镇受战乱影响，窑业受到破坏。8O年代周路口景兴瓷厂及青峰岭东风瓷厂基建时发现有绘湖石草花并书有戊子纪年的小碟等清初窑业堆积，由此看来，至迟在顺治五年，景德镇已开始恢复生产，其时产品多绘湖石、桐叶，以清高避世和落叶知秋来迎合人们在满清统治下因国破而带来的不平衡心理和低调情绪。
欧洲现今传世的部分有纪年的1650一1660年景德镇外销瓷(注l6)即是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通过走私集团向景德镇订制的外销瓷。
至康熙初期，窑业堆积仍不丰厚，其碗足有书丙午、丁未纪年的亦有随意书写“大明成化年制”款的，纹饰多为葡萄、变形菊、花卉、鱼虾、鱼藻、山水人物，圈足有所加高，器胎比晚明同类器增厚，多为中档瓷器。少量的精细瓷器应为走私贸易而制作。其遗存在观音阁、董家坞口、枯树庙、粮食局、群英堂、瓷业公司、青峰岭、周路口及中山路以西晚明堆积区均有发现。
康熙初期的三藩之乱使景德镇的陶瓷内销受到冲击，而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及清廷的镇压，则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其时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同日本和南洋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以其作为军费的主要来源，最盛时兵力达二十余万(注l7)。1661年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雄视东南达半个世纪。不过郑氏的海上武装贸易与景瓷外销欧洲关系似乎不大，因其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致使生产锡白釉绘兰彩中国纹饰的薄胎陶器的“费恩斯作坊”大量涌现(注l8)。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注19)，可见其时海禁之严，走私之不易。
不过在南洋及日本，仍应有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出土，因为郑氏的武装走私不可能完全被清廷阻绝。
5、鼎盛期(康熙23年至乾隆59年；1684-1794，计l00年)
康熙22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生产迅速恢复。康、雍、乾时代，社会殷富，内外销市场空前繁荣。英、法、荷兰、丹麦、瑞典诸国先后在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外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注20)。1729—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注21)。其时东南亚诸国间的贸易利润亦非常可观，不但福建、广东沿海居民直接运货至马尼拉、雅加达等地贩卖，荷兰东印度公司亦在l700年后一度中止从东方输入瓷器，而发展亚洲各地间的瓷器贸易。
在内外销供不应求，优质原料高岭山高岭土又可以自由开采的大好形势之下，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当时官民两窑瓷质俱佳，形成“官民竞市”的局面。其窑业堆积叠压在晚明文化层之上，主要集中在今中山路与沿河路之间的长条地带，其宽度一般为数十米，由于当年向昌江河畔倾倒，故厚达十余米。另外观音阁与董家坞口一带亦有丰厚的窑业堆积。
这一时期的瓷器主要是青花和釉上彩。康雍乾三朝的民窑青花各有其特色。康熙民窑以色泽明快，翠兰莹澈，混水层次丰富为胜，雍正至乾隆初民窑受当时官窑仿成化、宣德影响，淡雅、浓艳两种风格并行，并有康熙遗风；乾隆中后期大量生产，由于欧洲盛行饮茶，茶壶茶杯外施酱釉内为淡描青花的碗类亦颇受欧洲则欢迎，但纹饰或烦琐而缺乏生气，或流于浴套。唯简笔纹样构图疏朗，淡描青花线条纤细,色泽淡雅。它们均受欧洲罗柯柯艺术影响，打破了传统的陶瓷装饰束缚，使人耳目一新，颇有情趣。其时的装饰题材空前广阔，除山水、花卉、人物、翎毛、瑞兽、及象征寓意的吉祥纹样外，还有不少绘欧洲宗教、人物故事及纹章的瓷器。
这一时期还大量生产釉上彩瓷。由于欧洲人极喜瑰丽的瓷器，而由明五彩发展而来的古彩并不能完全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所以景德镇便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成更适合瓷器装饰的粉彩。乾隆时，粉彩瓷大量进入市场，使景德镇瓷器进入彩瓷阶段。
